文言文，香港學生總是說甚難讀懂其中的艱澀文字。從「吾余汝爾嘗曰云」到現在「我手寫我口」的白話文，這突變之中包含的是中文字的語體變法、中國文學的體裁變革和中國人民的思想變化。

文言文，從先秦時期已現，本是中國古人口語的撰譯，後來更因儒學而變成中文字的「楷模」。惟文言文與口語的差異越大，語言與社會的發展差異越發明顯。因此，自唐宋盛世，白話文書寫漸興，先是採用「變文」來撰錄佛教教義，後至明代出現通俗化的章回小說（例如《三國演義》）。白話文書寫看似漸成一派，惟仍只限於通俗文學，「獨尊」的仍是文言文。而白話文的普及，必追究至白話文運動，而白言文運動的先驅必是《新青年》的一群先生。

清末戊戍維新運動領袖之一的梁啟超先生曾言「言文合一」是開啟民智的必要前提，晚清知識分子大力提倡白話文普及，清末民初的白話刊報集白話文學之大觀，有散文、有小說，為後代的新文化運動鋪墊。清末民初的有識之士更是革改雜文、詩品、小說等文體，可以說是推動著新時代文字變革的「啟蒙者」。

白話文運動，不得不提起《新青年》。《新青年》在1916年創刊，本命名為《青年雜誌》，其中的作者群包括陳獨秀、胡適、魯迅等。在五四運動之際，首篇提倡白話文在《新青年》面世，接下來，《新青年》大力宣傳白話文，不斷強調白話文的重要性，為白話文普及進行知識堆積，且其刊文培養出一大群白話文讀者。當中，胡適提出「八事」：

• 一曰，不用典。
• 二曰，不用陳套語。
• 三曰，不對仗（文當廢駢，詩當廢律）。
• 四曰，不避俗字俗語（不嫌以白話作詩詞）。
• 五曰，須講求文法之結構。

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。

• 六曰，不作無病之呻吟。
• 七曰，不模仿古人，話語需有個我在。
• 八日，須言之有物。

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。

以上八點原則概念化白話文，亦鼓勵知識分子嘗試白話文寫作，影響之大，1919年後的學生刊物、報紙、雜誌等亦相繼使用白話文。由此可見，《新青年》潛移默化的宣傳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，迅速將白話文推至主流。

除文字的革新，白話文運動亦影響後世的中國文學作品。魯迅先生的《狂人日記》是第一篇白話文小說，當中的內容甚具諷世意味，響起國人的覺醒思想。《新青年》之中亦有翻譯文學，例如胡適所翻譯的《二漁夫》便是以純白話翻譯，將外國文學的思想引進中國。此外，「雜文」也是在《新青年》中誕生，作者以白話文形式寫隨感。錢玄同、俞平伯、周作人、劉半農⋯⋯現代文學中上的「巨人」，他們的初期作品都是在《新青年》上刊載，《新青年》已然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「搖籃」。終於，經多方努力，中國教育局在1920年承認「白話文」為「國語」，成為官方語言，並沿用至今。

魯迅先生1927年在香港青年會議中所說：「我們要說現代的，自己的話；用活著的白話，將自己的思想，感情直白地說出來⋯⋯。只有真的聲音，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；必須有了真的聲音，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。」現今的我們在開放的世界中學習中文，承先賢之志，以手寫己口。表達更多、書寫更多之際，也別忘記前人為時代進步所付出的血汗筆墨。

中國文學有這樣的一句說：「沒有晚清，何來五四」，晚清至五四運動孕育出不少文壇巨匠，如果你對他們的作品感興趣，不妨挑選上述的經典，或報讀我們的愛上語文班課程，與我們的中文導師一起細味文本。